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群阿根廷科学家开始自行致力于利用计算机激发关于潜在国家以及全球形态替代方案的讨论。最突出的倡议来自 Bariloche Foundation，该基金会质疑许多报告中出现的地缘政治假设，例如 1972 年的《The Limits to Growth》，尤其是那种认为欠发达的 Global South 必须作出牺牲来「拯救」过度发达的 Global North 的观念。_【译者注】：《The Limits to Growth》是 1972 年 MIT 团队完成的报告，使用名为 World3 的计算机模型模拟五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工业化、人口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和污染。最终得出结论：地球资源有限，无法长期支撑指数式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如果不改变现有趋势，全球社会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出现崩溃，即使有先进技术也难以逆转。Bariloche Foundation 批判 MIT 的 World3 模型事实上只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视角，随后开发了 LAWM（拉丁美洲世界模型）作为回应。World3 模型将全球人口和资源合并处理，忽视了人口和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极度不平等的分布，该报告要求「全球共同停止增长」本质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Global South」和「Global North」之间的对立。LAWM 模型反驳称人类发展的真正限制是社会政治性的，而非物理性的，World3 模型所预测的灾难对当时已经生活在贫困和欠发达国家中的三分之二人口而言已是现实，是故应当建立以满足基本人类需求为导向的平等主义全球社会，而非以消费主义和利润为导向。LAWM 主张发达国家主动降低经济增长以减轻环境压力，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开辟基于区域团结和自力更生的自主发展道路。_
在此知识氛围中，另一位关键人物是 Oscar Varsavsky，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转活动家，他倡导「规范性规划」（normative planning）。与利用计算机预测单一、预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轨迹的现代化理论倡导者不同，Varsavsky 及其盟友设想技术是一种通过他们所谓的「数值实验」（numberical experimentation）方法绘制多元社会轨迹的手段，用于描绘可供替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些模式中，Varsavsky 辨识出包括「嬉皮」、「权威」、「公司中心」、「创意」、「以人为本」多个光谱，其中后两者是其首选模型。_【译者注】：Varsavsky 明确反对从美国兴起、当时正席卷拉美的科学线性创新模型（Modelo Lineal de Innovación Científica, MLIC），也反对以「缩小技术差距」（cerrar la brecha tecnológica）为目标的发展观。他认为把「进步」理解为照搬发达国家的设备、生产流程等就如同「走私式地」引入该国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风格，即使口头上拒绝其社会模式，技术上仍在模仿。他认为很少有人（甚至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之间的本质联系。同时批评主流科学史被呈现为「单线的、别无其它选择」的发展叙事，并声称最终「必然」通向当前的科学，并以「研究自由」作为唯一引擎。他认为这种叙事掩盖了科学对资本扩张战略和市场规律的从属。Varsavsky 于 1960 年代初构建了阿根廷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 MEIC（Modelo Económico Instituto de Cálculo）并在 1967～68 年间为多个国家建立数学模型，用以科学检验某些接近乌托邦构想的社会类型的可行性。这与上述提到 Bariloche Foundation 的 LAWM 模型相似，二者都企图用复杂多元的数学模型证明一个平等、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秩序是可行的。区别在于 LAWM 模型面向全球尺度而 MEIC 面向国家尺度。_
计算机技术因此能够赋予公民探索每条路径的可能性、后果以及成本的能力，使之可以选择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可用资源相契合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技术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漫游者的工作坊：它不用于管理或追求效率，而是想象、模拟和实验。
在现代参与式预算实验中使用统计软件（即使它们大多数仍局限于地方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也体现了同样的承诺：目标是利用统计工具阐明不同支出方案的后果并让公民选择其偏好的方案。以上二者的流程既是为了践行 Paulo Freire 所谓的「problem posing」（通过将问题暴露于公共审视之下使其争议性定义得以显现）方法，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将这些拉丁美洲案例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共识：推动生态理性不能在把本国项目与发达国家强加的效率议程（无论是意识形态、金融还是军事上的）脱钩的情况下实现。他们认识到这种所谓的「现代化」表面上看似毫无政治色彩，但却常常掩盖了 Efficiency Lobby 内部各派系的政治利益。换言之，他们首先从政治层面提出问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
通往生态理性的道路布满了未能实现这一转变的失败。1960 年代后期，一群技术怪才（许多与 MIT 相关）受 Storm 文章的启发，创建了私人资助的环境生态实验室，其目标是探索技术如何能够促成不以解决问题或特定目标为驱动的行动。但作为嬉皮士、叛逆者和反战活动家，他们对与 Efficiency Lobby 合作毫无兴趣，也未能采取实际步骤走向政治替代方案。
一位与该实验室创始人有联系的年轻建筑学教授 Nicholas Negroponte 并不认同这种厌恶。受其影响，他随后创立了 MIT Media Lab，一个通过计算机庆祝玩乐的空间，资金来自美国企业界和五角大楼。在其 1970 年的著作《The Architecture Machine: Toward a More Human Environment》中他甚至引用了 Storm 的文章。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玩乐精神逐渐变成更具功利性的东西。它被重新包装成「交互性」或「智能」，成为消费电子展上最新小工具的卖点，这与 Storm 所设想的工匠精神和创意相去甚远。
在此知识氛围中，另一位关键人物是 Oscar Varsavsky，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转活动家，他倡导「规范性规划」（normative planning）。与利用计算机预测单一、预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轨迹的现代化理论倡导者不同，Varsavsky 及其盟友设想技术是一种通过他们所谓的「数值实验」（numberical experimentation）方法绘制多元社会轨迹的手段，用于描绘可供替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些模式中，Varsavsky 辨识出包括「嬉皮」、「权威」、「公司中心」、「创意」、「以人为本」多个光谱，其中后两者是其首选模型。_【译者注】：Varsavsky 明确反对从美国兴起、当时正席卷拉美的科学线性创新模型（Modelo Lineal de Innovación Científica, MLIC），也反对以「缩小技术差距」（cerrar la brecha tecnológica）为目标的发展观。他认为把「进步」理解为照搬发达国家的设备、生产流程等就如同「走私式地」引入该国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风格，即使口头上拒绝其社会模式，技术上仍在模仿。他认为很少有人（甚至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之间的本质联系。同时批评主流科学史被呈现为「单线的、别无其它选择」的发展叙事，并声称最终「必然」通向当前的科学，并以「研究自由」作为唯一引擎。他认为这种叙事掩盖了科学对资本扩张战略和市场规律的从属。Varsavsky 于 1960 年代初构建了阿根廷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 MEIC（Modelo Económico Instituto de Cálculo）并在 1967～68 年间为多个国家建立数学模型，用以科学检验某些接近乌托邦构想的社会类型的可行性。这与上述提到 Bariloche Foundation 的 LAWM 模型相似，二者都企图用复杂多元的数学模型证明一个平等、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秩序是可行的。区别在于 LAWM 模型面向全球尺度而 MEIC 面向国家尺度。_
计算机技术因此能够赋予公民探索每条路径的可能性、后果以及成本的能力，使之可以选择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可用资源相契合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技术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漫游者的工作坊：它不用于管理或追求效率，而是想象、模拟和实验。
在现代参与式预算实验中使用统计软件（即使它们大多数仍局限于地方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也体现了同样的承诺：目标是利用统计工具阐明不同支出方案的后果并让公民选择其偏好的方案。以上二者的流程既是为了践行 Paulo Freire 所谓的「problem posing」（通过将问题暴露于公共审视之下使其争议性定义得以显现）方法，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将这些拉丁美洲案例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共识：推动生态理性不能在把本国项目与发达国家强加的效率议程（无论是意识形态、金融还是军事上的）脱钩的情况下实现。他们认识到这种所谓的「现代化」表面上看似毫无政治色彩，但却常常掩盖了 Efficiency Lobby 内部各派系的政治利益。换言之，他们首先从政治层面提出问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
通往生态理性的道路布满了未能实现这一转变的失败。1960 年代后期，一群技术怪才（许多与 MIT 相关）受 Storm 文章的启发，创建了私人资助的环境生态实验室，其目标是探索技术如何能够促成不以解决问题或特定目标为驱动的行动。但作为嬉皮士、叛逆者和反战活动家，他们对与 Efficiency Lobby 合作毫无兴趣，也未能采取实际步骤走向政治替代方案。
一位与该实验室创始人有联系的年轻建筑学教授 Nicholas Negroponte 并不认同这种厌恶。受其影响，他随后创立了 MIT Media Lab，一个通过计算机庆祝玩乐的空间，资金来自美国企业界和五角大楼。在其 1970 年的著作《The Architecture Machine: Toward a More Human Environment》中他甚至引用了 Storm 的文章。但随时间推移，这种玩乐精神逐渐变成更具功利性的东西。它被重新包装成「交互性」或「智能」，成为消费电子展上最新小工具的卖点，这与 Storm 所设想的工匠精神和创意相去甚远。
